我国农村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外部性现象分析

农村公务人员高效率的行政行为是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其行为中的外部性问题却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因为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与帕累托最优原则不符,因此通过外部性理论审视与分析农村公务员行政行为中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现象的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在制度层面完善对农村公务员行政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措施,弥补正外部性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加大负外部性现象的成本风险。     

理性对待企业社会责任——兼评我国《公司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

通过对我国《公司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不是空洞的宣言,它的价值理念蕴涵在《公司法》中,通过相关的条款予以体现.对企业社会责任不应该只进行纯理论性的法条解读,有必要将其与实体意义上的惩罚权联系起来,做到理性的对待企业社会责任,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实施.     

论刑事领域中的严格责任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在处理某些特殊的侵害行为时 ,忽略罪过的形式和有无 ,而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唯一的着眼点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制度。严格责任在我国刑事法律领域 ,既有现实需要 ,又是客观存在的 ,在刑法总则上仿照《民法通则》的做法 ,加入“没有罪过或罪过形式不明确 ,但法律规定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总摄规定 ,在刑法分则或单行刑事法规中将适用严格责任的范围加以明确 ,使我国刑事领域有关严格责任的理论和立法自成体系。     

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分析

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已初步建立,但从民事诉讼实践看,这一制度所应有的明确争点、固定证据、提高诉讼效率等功能却没有得到体现。要改善这一状况,宏观上要培育和优化证据开示制度得以运行的环境,微观上要完善证据开示的具体措施。     

论程序正义的价值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何者为第一性价值的问题,涉及到正义相对于特定的社会的实现程度。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具体国情以及程序正义自身的价值,最合理的选择是确立程序正义的优先地位。     

论保险公司先付责任--兼析《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76条

保险公司先付责任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于责任保险给付的第三人性以及保险公司社会责任的扩张。先付责任实质为保险金的先行给付，其同被保险人与第三人赔偿责任确定无关，且保险公司承担先付责任后一定条件下享有追偿权。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险规则出台前保险公司不应承担先付责任。目前，应尽快出台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险规则，并对受害人诉请抢救费用、保险公司履行先付责任的程序细化。增加其可操作性。     

“三队一室”运作模式的警务价值评析

派出所工作是公安基层基础建设中最重要的一环。派出所“三队一室”警务模式改革,着力解决长期困扰基层派出所工作运行中的警力难以下沉、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分配不明确、勤务效率不高、防范不到位、打击不及时等突出问题,保证了基层基础工作在“大防范”中基础性、先导性的战略地位,有利于实现统一、高效、完整的现代警务运行机制。     

浅议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

在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一些不一致甚至是相冲突的地方,如回避、送达、简易程序、调查和暂缓执行拘留等。在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遵循后者的有关规定。同时公安部应尽快对前者加以修订。     

产权理论及其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设计之启示

公有制及其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之设计和构建乃产权机制在宪政层面上的外化及展开,故此,产权机制的探讨对于我国国有资产管体体制的评判及完善具有参照意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合理设计在于把握产权理论实质的基础上揉和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种运行机理,在主体体系、客体体系、权力机制和责任机制四个方面完成一种独特的制度构建.     

单位犯罪主体浅论——以“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为视角

我国刑法理论对“单位犯罪主体”、“刑事责任主体”等问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讨,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适用的诸多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个犯罪主体、两个刑事责任主体”的大胆观点,并建议批判地吸收美国公司犯罪中的“上级责任原则”,以增强对我国立法尤其是司法的指导作用。